对于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从小读的大都是《青春之歌》《青年近卫军》一类，稍大想方设法甚至大冒风险所能读到的也就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狄更斯……对所谓“现代派”几乎毫无所知。直到改革开放伊始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派”才被一点点地在“污染”声声中介绍进来。虽然我们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但仍趋新若鹜，读“现代派”一时在大学生，起码是文科学生中成为风气。但要真正读懂“现代派”并不容易，所以当时最受欢迎的甚至还不是那些作品本身，而是为数不多的这方面评析文章。这类文章和著作，成为我们能够理解、接受“现代派”的导读，但在使我们获益良多的同时，又使我们的阅读不免会有一种为人所“导”的先入之见。所以当时在读卡夫卡的时候，我总是一门心思从中寻找各种“导读”反复阐明的“异化”“变形”一类颇为抽象的概念，以证明自己确实“读懂了”。
如今在近二十年后用“自己的眼睛”重读卡夫卡时，才发现原来竟有那么多的天才之见为我们昔日所忽略，尤其是某些“预见性”，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万里长城建造时》写于1917年，以著名的万里长城的修建为背景。这篇八千多字的小说并没有故事情节，通篇只是“我”，一位刚满二十的平民百姓被征修长城后关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感想。这位生活在遥远的布拉格、七十多年前（1924）就早早去世的犹太血统德语作家，对中国究竟能有多少了解呢？然而，他的许多描述、猜测和“预见”之准确、深刻，不能不令人悚然心惊。
小说写道，修长城是来自皇帝的命令，为什么及如何修，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所根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以后才认识了自己本身的，并且发现，没有上级的领导，无论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是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句顶一万句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支援世界革命全球一片红……
而且，某些“高级官吏，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作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鞭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第277页）———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们不知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三天两头不论愿意不愿意夜半三更都必须从被窝中爬出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贯彻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否则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
有一次，一位乞丐来到“我们”中间讲述过去的苦难，结果被“我们”推赶出了房间，因为“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第282页）———时下不是有健忘症患者说现在对“文革”的记忆已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么？
还有……这个卡夫卡，简直“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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